近来零零散散地熏陶了些哲思，偶有体悟。虽多是拾人牙慧，但也不禁想要一吐为快。姑妄言之，姑妄听之。

——题记


如果用一句话来描述我的理想生活，我会说我想当一只缓慢吃草的羊。吃一口，挪半步，反刍，发呆。风吹来时，偶尔抬起头，望一望远方的群山。

在我看来，数学的求索和吃草其实有些类似。新奇的理论层出不穷，抽象的语言日新月异。每时每刻都有人在这片广袤的领地里抵达更远的地方，而我却几乎总困在出发点停滞不前。很多时候，我要花上几天、几周，甚至更久，才能明白一个想法为什么成立。

我愈发强烈地感受到，被这种加速度裹挟着向前的，不仅是数学，更是整个现代生活。庞杂的知识、纷繁的信息与事件如潮水般冲刷着我们的感官，分秒不停。正因如此，我将“缓慢吃草的羊”视作一种生活方式的隐喻。我知道这听起来有些没出息——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，不去谈论如何改变世界，却甘愿退缩成一只慢吞吞的羊。既然如此，是时候为自己辩白几句了。而这场辩白，或许要从“现代性”讲起。


现代性和作为现代人的我们


现代性似乎不是一个可以准确定义的概念，它更像是徐徐降临的夏日黄昏，直到某刻我们猛然发现夕阳的余晖已经洒满每一寸土地。它是韦伯笔下的“理性的囚笼”，是尼采高呼的“上帝死了，是我们亲手杀死了他”，亦是萨特断言的 “自由是沉重的负担”；它表现在“乡土社会”的土崩瓦解，也表现在“倦怠社会”的应运而生。

我最初察觉到这种变化，并非来自艰涩的哲学读物，而是源于某种“在轮下”式的自省。我质问自己是否只是在努力饰演一位世俗意义上的“好”学生，动机多半是隐秘的虚荣。日复一日，在享受他人目光里的艳羡的同时，我也置身于一座环形监狱，持续地自我规训。

不知从何时起，我发现自己在三心二意的专注里乐此不疲——似乎同时必须做至少两件事，才能把时间加厚，以盛放某种不安的重量。走路时回复微信消息，听报告时思考自己的数学问题，打电话时处理手头的杂事，甚至娱乐时也要保持影音的信息输入。这种用“效率”和“密度”来遮蔽内心喧嚣的妄图，结果自然是徒劳的。

于是我尝试在哲学中寻觅答案，却发现哲学往往更善于抛出问题。它总是预先划定讨论问题的边界，可随之而来的困惑恰恰诞生于那些未被命名的地带。例如，倘若存在先于本质，那么在摒弃了被赋予的意义之后，个体该如何构建新的意义？起初，萨特式的觉醒使我从优绩主义的束缚中挣脱出来，我变得轻盈且自由。有无数种可能摆在我面前，每一种皆是一条通往未来的分岔路口。于是积极性垄断了话语权，否定性悄然退场。然而问题在于，个体终究是自我的孤证。既然一切皆有可能，那么所有的停滞、挫败与无力，都只能归咎于自身的不足。可能性不再是解放，而成为了剥削个体的暴君。这是种难以承受的轻，一种失去凭依后的悬空。

哲学向我们宣告：宗教、信仰、历史……这些曾经为生命意义提供寄托的坚实支柱分崩离析。个体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，却也付出了沉痛的代价：我们从庞大的共同体中被剥离出来，沦为旷野上原子化的存在，无处藏匿。对此它似乎并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对策。更深一层的问题亟待解答：当旧秩序坍塌，我们应当如何存在？


当旧秩序坍塌，我们应当如何存在？


多年以来，一种念头始终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：我们都活在各自的梦里，不愿被惊醒。每个人的梦是由符号和叙事构成的茧房。宗教、政治、体育，乃至科学，都可以成为构筑梦境的精神鸦片。这并不是说我们被捕入了时代和社会精心编织的梦网。更多的时候，理性在信息洪流的冲击下频频溃堤。现实与荒诞签订着不平等条约，把真相逐步蚕食。由此看来，主动编织梦境亦是个体逃离荒诞的无奈选择。我们不堪承受。

世界风云变幻，似乎愈发难以理解。新冠疫情、俄乌战争、巴以冲突、中美贸易战……我无法判断它是否正滑向深渊，也无能为它寻找阐释。我只得偶尔幻想自己从21世纪逃离，逃往我心目中的黄金年代——九十年代。那是个《霸王别姬》、《低俗小说》、《两杆大烟枪》风靡大街小巷的年代；是U2自《Joshua Tree》蜕变为摇滚诗人、Radiohead以《OK Computer》自我突破的年代，是王二“想爱，想吃，还想再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”的时代。不幸的是，我清楚自己的记忆是置身事外的，是通过文艺作品修葺、重建的。我将其称为“后记忆”。这种基于后记忆的乡愁，因为镀上了岁月的色彩而不可避免有所失真。我未曾经历过那一代人的具体生活。对立、冲突和战争也许从不曾远去，只是隐入了历史的褶皱之中。

个体的梦境正在成为冷漠的许可证。因为我们并不生活在同一个现实中，而是各自栖居在彼此无法完全进入的版本里。词汇看似在公共空间中流通，却鲜少承载相同的含义。博尔赫斯亦曾坦言，“人群是幻觉，它并不存在，我只是与你们个别交谈”。正因如此，个体究竟能否理解彼此始终令我存疑：当个体囿于自我的地图，如何真正抵达他者？正如你我都对孤独深有共鸣，却似乎并无法触碰彼此的孤独。于是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“一个说得上话的人，ta的话一句顶一万句”。 存在主义将一切归结为“个体对抗虚无”，但我依然对“我们不必独自面对”抱有希望。问题在于，关系是可能的吗？爱是可能的吗？

在博士第一年里，我经历过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。彼时的我在黑暗中踽踽独行，常被迷茫和沮丧淹没。组织参加讨论班、在黑板上推演手写的讲义，与身处的数学社区建立联系，几乎成了我关于自身存在性的唯一证明。所幸，在那段时期，朋友们帮助我重塑了理解和思考数学的方式。他们使我懂得，数学从来不是一场零和竞争，而是一项一代代人前赴后继地探索未知的事业。我们并非彼此角逐，而是在同一片黑暗中携手向前。那些交流、陪伴与鼓励，不仅拓宽了我的数学视野，更改变了我对关系的认知。

去年仲春，在一位朋友回国前的聚会上，他告诉我他即将成为父亲。他的眼神中流淌着无限的温柔和喜悦，足以在任何一颗沉睡的心灵深处，唤起长久的涟漪。那是生命最本真的纯粹，无须任何阐释。

但爱无疑是难的。因为爱意味着接纳他者的存在。在这个意义上，爱是一种反现代性的冒险。现代社会不断鼓励我们经营自我、展示自我、实现自我，而爱却要求我们让渡一部分自我的主权。它迫使世界的中心从“我”转变为“我们”。爱伴随着责任与不确定。我们倾向于逃避，因而渴望亲密，又本能地退缩。

个体间或许不存在彻底的理解，语言失效，经验无法转让，痛苦也难以共享。但或许正因如此，那些愿意倾听、等待与陪伴的时刻愈加弥足珍贵。爱并不是彼此完全融为一体，而是在即使无法融为一体的前提下，我们依然选择彼此靠近。所以，关系本身就是一种奇迹。我们隔着各自的世界遥遥相望，明知无法真正跨越那条鸿沟，却仍不断向对方呐喊。而偶尔当这些讯号被接收时，我们会产生一种短暂的跨越了分离的错觉。它足以支撑我们捱过许多个漫长的夜晚。


也许我不是真的想成为这样一只羊，我也深知自己无能为力。我依然会焦虑、迷茫，在无数个深夜里为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问题辗转反侧。我固执地苛求自己保持清醒。只是我希望，每当被选择、责任与意义压得喘不过气来时，自己能够偶尔想起那只在山坡上缓慢吃草的羊。